2021年，張某甲的父親去世。在整理父親遺物時，張某甲在泛黃的日記本中發現早在2011年父親就草擬了一份《贈與聲明》，有意將其名下的兩居室房屋贈與張某甲。看著父親的筆跡，張某甲思量著如何與兄嫂商議將房屋過戶到自己名下。

　　張某乙是張某甲的同胞哥哥，常年在外地工作，二人又自幼喪母，因此照顧父親的責任大半落在作為女兒的張某甲身上。2013年的一天，姑嫂二人都來看望父親，父親說起名下的房產時表示想把這套兩居室贈與張某甲，另一套一居室贈與張某乙，如果家庭成員都同意，就簽訂家庭協議，如果不同意上述方案，就留待父親訂立遺囑，去世后按照遺囑執行。父親要求張某乙的配偶一定征求張某乙的意見，以免家庭內部起爭議。2020年，父親趁兒子回京探親，便約兒女共同處理兩套房產的過戶事宜，但偏偏在去往公證處的路上，父親突發疾病一病不起。2021年年初，父親與世長辭，并未留下任何遺囑。

　　張某甲無意中找到的《贈與聲明》讓她有了和兄嫂分割房產的想法。但此時兄嫂卻不再配合，張某乙認為父親留下的《贈與聲明》并非贈與合同，妹妹不能因此獲得兩居室房屋，雙方應將父親的遺產按照法定繼承處理。由此，兄妹之間引發了訴訟。

　　東城法院經審理認為：通過在案證據分析，張某甲父親生前確有將兩居室房屋贈與張某甲的意圖，但該意圖是否能在法律上成立贈與合同，是本案的審理焦點。

　　首先，本案的《贈與聲明》載于張某甲父親2011年的日記中，張某乙本就對日記真實性存疑，即使日記內容為真，張某甲于父親去世后才獲得《贈與聲明》，但此時父親已去世，不具備訂立贈與合同的主體資格，因此《贈與聲明》并未成立贈與合同。其次，2013年，父親也曾向兒女表達家庭財產分配內容，計劃以贈與的形式實現，但張某甲此時所獲知的父親意愿并非《贈與聲明》內容，而是父親對名下財產的安排，因此也不能以此認定2013年父親與張某甲就兩居室房產贈與事宜達成贈與合意。最后，2013年父親在提及財產分配時，明確表達分配方案要征得張某乙的同意，如果家庭成員都同意，則進一步履行法律程序，否則父親將立遺囑分配家庭財產。可見此時父親贈與張某甲兩居室房屋的意見并不明確，也未將贈與合同成立的決定權交予張某甲，該意愿不符合法定贈與要約形式。此后雖然父親曾攜兒女準備履行法律程序，但終究因身體原因未完成贈與行為，贈與意思止步于“意圖”階段。

　　綜上，一審、二審法院均認定父親與張某甲之間的贈與合同未成立，判決駁回張某甲要求辦理房產過戶的訴訟請求。

　　法官說法：

　　《民法典》第六百五十七條明確規定，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，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。即贈與合同系雙方法律行為的一種，雙方當事人需意思表示達成一致，一方當事人提出要約，對方表示承諾，贈與合同才能成立。應當關注的是：首先，贈與合同主體需具備訂立贈與合同的能力，即具備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；其次，贈與合同需贈與意思表示達成一致；最后，贈與要約必須內容明確，且僅受受贈人承諾的拘束。

　　“中國式”的父母一方面重視財富的傳承，卻大多又考慮和睦的家庭氛圍從而不善于明確傳承的方式。日常生活中，父母對子女含蓄的表達贈與意愿，甚至像本案中父母去世后才獲知贈與意愿的情況偶有發生。如果受贈人還有其他兄弟姐妹，那么這份“時空錯位的贈與”恐怕難以得到實現。法院通過這樣一則案例告訴您，如此含蓄的表達方式也許并不可取。